[11]参见龙国宾释宪声请书。
当政治通过权力过程来引导权力过程，并通过选举程序、组织模式、职责、权力分立以及基本权利等实现了双重封闭时，其就形成了社会的权力自治领域。[46]参见前注[19], Thornhill文，第169页。
以此方式，就塑造出社会的功能分化。为支持纯货币而做出的决策，矫正了全球经济制度看不见的历史变化，而这些变化则是由于非现金货币的发展所引发的。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宪法化的实验，没有其他替代方案。在科学领域，库恩式的范式转移（Kuhnian paradigm shift）也属于类似现象：对主流范式的偏离被看成是异数，直到理论灾变促成了范式转移。货币创造是经济宪法的本真成分，因为其决定了经济的公共性功能。
如果民主性的主权具有终极意义上的最大特权来对社会制定宪法，那么为什么又要推崇诸社会部门的自治宪法化而不是政治支配呢？答案是迂回性的。[31]财政补贴以及其他国家性过度开支是否应当接受其与公共福利的关联性检测的问题，具有宪法上的重要性。首先，两案发生在释字第450号之后。
[4]参见孙展望：法律保留与立法保留关系探析，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第105页。[13]萧文生：释字第684号送给大学生的礼物vs．大学的震撼弹，载《月旦裁判时报》2011年第8期，第76页。孙铭宗，单位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周慧蕾，单位为浙江大学。
驳回的主要理由是：对于学生所为选课限制，系基于教学自由，为维持学术品质，实现教育目的所必要之管理措施，并未改变抗告人……硕士班学生身份，且未损及抗告人受教育之机会，则诚难认系争管理措施对于抗告人宪法上受教育之权利有重大影响，自不得谓系争管理措施相当于有致学生退学或类此之行政处分。但是，在认真对待权利旗帜高扬的时代，对学生权利的实体性保障同样不容忽视。
二是大学生权利得到重视与保障，获得了全面的司法救济权。前文提过，经释字第380、 450号后，大学自治不仅获得立法保留，甚至提升到了宪法保留地位。首先，大法官直接宣示宪法第16条有权利即有救济的意旨，不得仅因身份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各高等院校根据自身的教学水平和实际情况在法定的基本原则范围内确定各自学士学位授予的学术标准，是学术自治原则在高等院校办学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对学士学位授予的司法审查不能干涉和影响高等院校的学术自治原则……可见，法院期望通过合法性审查来确保对大学自治的尊重。
【注释】 [1]台湾地区的大法官解释制度，初设于1947年，负责解释宪法及法令，由15位大法官组成，任期为8年。但该号解释的重心，则在于强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尊重大学自治，在对其进行行政管理与监督时，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15]李建良：大学生的基本权利与行政争讼权—释字第684号解释简评，载《台湾法学杂志》2011年第3期，第49页。（二）释字第684号：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的确立 释字第684号缘起于下述三个声请案： 案例1：台湾大学硕士生陈某选修其他学院所开设课程遭拒。
[10] 案例2：私立醒吾技术学院学生龙某，因必修课被评定为成绩不及格，导致无法顺利毕业。显然，大学自治在大陆地区还需要不断争取，而这种争取更多是面向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而不在于司法机关。
在大学自治还未真正得到制度确立之时，对大学生权利诉求就不能简单地用内涵模糊的大学自治之名而予以消解。但司法权介入到大学事务，从一开始就遭到质疑与警告。
若存在对平等原则的限制，那么，需要进一步审查这种限制是否合理。从内部视角来看，校园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被彻底破除，大学生获得了全面的诉讼权。而在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的关系上，除了释字第382号赋予了学生有限的诉讼权外，至于大学以自治名义制定的校规，在涉及到学生的基本权利（如受教育权）时，是否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并未有相关的大法官解释给出明确答案。而随着学生不断地为权利而斗争，台湾地区司法机关逐步对大学自治权建立了正当性审查模式。既然无法从法律上对此进行合法性审查，那么，依照大学自订规章去审查受到这一规章侵害的大学生权益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自然不言自明了。相对解释文篇幅，这一限定可谓寥寥数语。
[5] 大法官通过释字第380、 450号，在大学自治权与国家公权力的关系上勾勒了一幅浪漫的图景，即大学自治不仅可以对抗行政机关的不法干涉，亦可以对抗立法者的不当规范。大法官在释文中指出：受处分之学生于用尽校内申诉途径，未获救济者，自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
因为根据大学自治原则，大学享有对内的规章制定权，而这一规章制定权本身是可以突破和超越法律的。从外部视角而言，台湾地区大学自治权获得了宪法性保障地位，不仅可以对抗行政权的不法干涉，也可以对抗立法权的不当规范。
既然连法律（立法）都要受大学自治原则制约，那么，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其审查依据当然首要的是大学自订的规章。另一方面，在面对如何保障大学之自治制度时，又忧心对于教师或学生权利之保护是否不足或存有漏洞。
接着，明确表示不仅是受教育权，即使受教育权以外的其它基本权利受到侵害，学生也可提起行政诉讼。当然，法院在运用正当性审查模式，特别是在大学校规对平等原则做出限制时，是否符合重要公共利益，以及目的与手段是否存在实质性联系等问题上，具有较强主观价值判断性。因为，释字第380、 450号中所提到的立法保留与宪法保留，是针对大学之外的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行为，即行政机关对大学事务进行管理与监督时必须要符合立法保留原则，而立法机关在对大学事务进行相关立法规制时必须要符合宪法保留原则。另一方面，随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破除，学生不再满足于诉讼权的获得，更期望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实体性权利的救济。
郑某参加某警察大学研究所硕士班入学考试，并顺利通过初试、复试口试。通过这两大原则对大学自治行为进行审查，一方面有助于大学自治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权利的实体保障。
若不符合平等原则，则进一步审查该校规制定的目的是否符合重要公共利益。可见，释字第380、 450号主要在于厘定大学自治权与国家公权力的关系。
2011年1月17日，台湾地区针对上述三个声请案，公布了释字第684号。台湾地区司法机关在经历一系列的实务尝试后，放弃了合法性审查模式，确立正当性审查模式。
[9]因此，从学生权利保障角度看，释字第382号在突破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上是一个启动程序，而彻底放弃该理论并确立大学生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的是释字第684号。教育部则以非属司法院释字第382号解释理由书规定之退学或类此、改变学生身份、损及受教育机会处分为由并未介入。大法官针对该声请案作出释字第563号。正当性审查主要以正当程序与平等原则为基准。
虽然经释字382号，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也被有限地打开，但相对大学所享有的自治权，学生权利的保障仍处弱势。可见，最高行政法院在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之间更倾向于对大学自治权的维护。
若不符合，则可认定该校规无效。该校学生李某因纵火被判刑。
正如前文所言，大学自治经释字第380、 450号后，获得了重要地位。[12]参见蔡曜宇释宪声请书。
